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指出，据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为38756对，当年户籍人口为1136.3万，粗离婚率达到6.82‰；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136对，由此计算离结率高达50.90%。也就是说，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市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不仅如此，调查还表明，北京市的结婚率在持续下降，婚龄在推迟，丁克家族和不婚者的数量在不断攀升。唐灿还告诉记者——相对于选择性不婚者，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属于被动不婚者——由于社会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造成婚姻市场拥挤并进一步形成婚姻市场供需的矛盾，找不到结婚对象。

　　唐灿的这份报告还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离婚水平已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

　　案例一：我为什么要离婚

　　采访对象：伍先生 34岁 某美国IT企业驻京首代

　　伍先生与前妻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相识，经过3年交往顺利结婚的。然而婚后仅5个月，前妻就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当时觉得非常突然，因为我认为并没有遇见很严重的问题，而她却非常坚决。”伍先生对记者说，“离婚后一段时间，才知道她是因为有了外遇。当然，这只是现象，离婚的责任我觉得是一半一半。我的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满天乱飞，夫妻间缺乏起码的沟通，随之而来就是心灵上的空虚。此时恰好有人填补，而我又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感情的完全破裂。”伍先生目前还没有再婚的打算，他说，他已经不再信任婚姻甚至惧怕婚姻再一次为自己带来伤害。

　　唐灿分析：目前还没有北京市的离婚率为什么会攀升不止高居全国首位的相关分析。一些人口学家和社会家的研究表明，我国离婚率呈U字型分布，即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离婚率都比较高，而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离婚率则比较低。此外离婚率在城乡间也分布不均匀，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我国建国后出现的离婚率变化，城市的增长一般高于乡村，如，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里，上海和北京离婚率分别提高了5.2倍和3.9倍，而同期全国离婚率只上升了2.1倍。另据对离婚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规模小且总负担系数（比如经济、老人等社会责任）较低的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离婚率普遍较高。这些研究大概能对我们理解北京这样的经济比较发达，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离婚率攀高的现象有所帮助。

　　案例二：我为什么不结婚

　　采访对象：李小姐 32岁 某美国知名消费品公司市场部经理

　　很多人都说李小姐看起来顶多27岁，172的身高和修长的身材，知名公司中层管理的职位以及万元以上的薪水都是让很多女性羡慕的条件。李小姐说：“很多人觉得我离过婚，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没结婚一样。其实我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是个能照顾好我的男人就可以，可是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非常忙，全中国的飞，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接触其他人，而且我还在读MBA.”她还告诉记者，现在追求她的人，要不就是条件相差太大要不就是年龄相差太大。“缘分这个东西只能等待，到了我这个岁数，急也没有用了。”

　　唐灿分析：近年来，北京市的初婚人口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北京市的初婚人口为136500人，占当年户籍人口的比例12.33‰，2001年初婚人口133259，占户籍人口比例为11.87‰，2002年初婚人口126371，所占比例为11.12‰。与此同时，初婚年龄也出现逐步向后推迟的趋向，晚婚的比重逐年加大，而且，女性较之男性的晚婚比例更高一些。虽然北京的人口比例里男性多于女性，但是现在的婚姻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供需矛盾，即两极化现象，低端男性人群与高端女性人群成为了结婚的困难户。女性和男性之间寻找配偶是阶梯型的，男性可以找比自己矮一个台阶的，而女性往往要找比自己高出一个台阶的人。随着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何地位不断增加，这个矛盾也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矛盾，目前并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婚姻观念。比如对配偶的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等条件的要求不要过于严格，比如社会和政府出面建立安全有序的婚姻中介市场等等。